2015年，全国人代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这是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的重要举措，也被称作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引擎”。对于广东落后地区的贫困县、贫困户来说，他们能不能也搭上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快车，借此改变落后的农产品生产经营方式，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2016年春节前，“超级寒潮”南下，广东大部分地区遭到冰雪袭击，长年“看天吃饭”的农产品大量减产。然而，在湛江、清远连州等地，部分贫困村农民却并未因为减产而收入大减，有些甚至获得了比往年更好的收入。

带来这种变化的是如今为广东各地扶贫干部们所津津乐道、广泛传播的“电商扶贫”。

连州电商协会是最早成立的县级电商协会，如今已有66家企业会员，加上农村淘宝合作社及其他个人电商，会员已达300个。协会成立以来，受到培训的农民和个人已有200多人。

“电商的倒逼机制让农民快速获取市场信息，与市场接轨。这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种什么，如何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扶贫干部岑宇铿说。

当精准扶贫与农产品电商在贫困乡村碰撞，一场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两端的技术革命正在悄然发生。

A、贫困户手机淘宝卖圣女果

“这条路年前刚通车，前面一段还在浇水泥，以前这边根本不能走。”从湛江雷州市区前往塘头村，50多公里乡道，开车需要一个半小时。

春节刚过，塘头村的贫困村民罗儒廷已经接到了几箱圣女果的订单，羊城晚报记者找到他时，他正准备到田间收果发货。

因为节前的寒潮，田间的圣女果种苗有些已经干枯，“今年挂果不多，早上摘，下午就发货，用班车送到广州。”罗儒廷随手在田间摘下几把微微泛红的圣女果，“这种七八成熟的就可以摘了，这样待果子在路上自然熟透，送到买家手中刚刚好。”

罗儒廷种的圣女果品种叫做“千禧”。“千禧”品种是2014年由广州驻湛江扶贫干部通过电商平台上获取的信息，从海南引进。

正是“千禧”的引进，改变了塘头村的圣女果广种薄收又没有好价钱的窘境。

2013年之前，罗儒廷种的几亩“万福”圣女果，由于被批发商收购压价，收成仅能勉强维持妻子的药钱和孩子的学费。

村党支部委员、村民罗祝说：“以前圣女果的收购价一斤大概只有5毛钱，现在千禧的收购价至少都要1块起，除去种子、肥料、人工费，每亩果子的利润能有1.5万元。”

曾经对智能手机一窍不通的罗儒廷，如今已经熟悉了电商的运作，负责接塘头村的订单，并组织货源发货。他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湛江驻村人扶贫专营店”的微店页面，上面的农产品琳琅满目。

“田里信号不好，我们通常都去村委会的电脑上查看订单。”罗儒廷称，村委会现在只有一台电脑，正准备用市里的财政专项拨款采购几台新的电脑。

他还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的圣女果在上面是卖得最好的，还有北京、天津、上海的订单。”

如今，塘头村圣女果的订单来源已经覆盖整个珠三角。接到订单后，罗儒廷就会组织收购，用快递或班车发出去。仅去年12月，他就接到了十几笔大订单，跟了四趟车送货上广州。

广州市驻湛江扶贫工作队副队长何景佳在颠簸的路上感慨地说：“等路通了之后，塘头村的圣女果可以更快地到达全国各地的买家手中。”

B、塘头村最早试水电商扶贫

岑宇铿是广州驻湛江雷州塘头村的扶贫干部，搞“农产品电商”的发起人。在塘头村民眼中，“这个个子不高、年纪不大、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广州小伙子，很能干！”

在岑宇铿看来，塘头村的土地以沙地为主，比较贫瘠，地少人多，农业排灌设施差。303户村民中，就有105户贫困户，脱贫任务“非常重”。

“我们到村里后，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无法了解市场的信息，一直都是靠原有的种植技术去种植农产品，包括圣女果。”

岑宇铿说，此前圣女果苗和种子都是收购商提供的，收购商不仅压价严重，“还会扣除10%的烂果率的钱”。“即使农民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但不足以让他们脱贫致富”。

他想到了已经在全国大城市中轰轰烈烈的“电商”。2014年3月25日，淘宝上的“塘头村扶贫农产品专营店”正式上线，塘头村成为最早“试水”电商扶贫的地方。

“村里的农民和贫困户开始不理解，他们认为电商很虚，不能够真的帮到他们。”

为了让村民信任“电商”，岑宇铿找到了当地最大的收购商，并与其合作，先在淘宝店上帮贫困户卖圣女果。结果，仅2014年上半年，就帮助农户销售“万福”圣女果达3万多斤。

与此同时，岑宇铿等人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海南有一种叫“千禧”的圣女果，国内少有地方种植，价值更高。于是，驻村干部从海南买来了嫁接苗，开出了100亩的“千禧”基地，并邀请海南的专家对在基地里务工的贫困户进行技术培训。

2015年元旦后，“千禧”圣女果大量上市，并在淘宝店上热卖，吸引了大量买家。在后来参加广东第十二届“种子博览会”时，一位种子商看到他们卖的“千禧”圣女果后，对驻村干部说：“你们种对了，种这个品种才有前途。”

据岑宇铿称，2015年“千禧”基地营收超过200万元，单是支付给贫困户农民采摘、包装等劳务工资就超过70万元。今年1月份，基地圣女果上市，田头收购价达到了每市斤7.5元。

“这样一来，农民也知道了，通过网络可以把果子卖到天南地北去。”岑宇铿说。

2015年10月起，塘头村“千禧”种植面积已经从100亩，变成了350亩，几乎所有村民都种起了“千禧”品种。

“电商有一个倒逼机制，倒逼农民转变自己传统的思想。如果农民懂电商，就能够直接与客户进行沟通，快速获取市场信息，与市场接轨，知道自己应该种什么，如何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而且从电商上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几乎为零。”岑宇铿说。

C、从一个村到95个贫困村

早在2014年10月，塘头村的农产品电商经验被广州驻湛江扶贫工作队推广到了整个湛江的95个贫困村，淘宝店的名字也改成了“湛江驻村人扶贫专营店”。

在“湛江驻村人扶贫专营店”上，95个村的农产品均可在上面展示、销售，圣女果、香瓜、黑米、红米、黑山羊、火龙果以及海产品等应有尽有。

如今，整个雷州半岛的农民都跟着种起了“千禧”圣女果，面积超过3000亩。通过电商扶贫，扶贫干部还与村民们一起建立了青枣、香瓜、火龙果基地，种植面积超过6000亩。除此之外，他们还引入了黑米、红米、东方一号密瓜等优质农产品，生产广受追捧的芝麻花生油。

截至今年2月底，通过电商平台对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市场，湛江地区贫困户各类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额早已突破千万元。

以岑宇铿等人为主的25名驻村干部，还成立了一个电商扶贫的运营团队，并将电商的平台从淘宝网店扩展到了微店，并设计了LOGO以及统一的包装。岑宇铿是整个运营团队的负责人。

在广州驻湛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团队还与京东集团共同创办了“京东·驻村人馆”，经过3个月的筹备，于去年12月正式上线。

“这是电商扶贫平台第二次的华丽转身，也是3年来探索电商扶贫留下的最好的载体。”广州驻湛江扶贫工作队副组长何景佳称。

“京东·驻村人馆”将湛江的“电商扶贫”向前推了一大步。由于要求更加严格，驻村干部必须通过培训让村民懂得用什么尺寸的包装箱、什么材料的包装、以什么方式来保鲜、选择哪家物流公司、如何让农产品具有流通资质等。为此，他们还找到了湛江市农业局，由农业局出具相应的农产品检测报告。

广州驻湛扶贫工作队还建立起了“电商平台+种植仓储加工产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何景佳称，这为当地贫困村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据统计，电商扶贫惠及湛江地区贫困户达3万户。

D、扶贫队村里开班教网售

在推进“电商扶贫”的过程中，扶贫干部们发现，仍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制约着农产品电商的发展。

“顺丰快，但是一箱10斤的运费就要25块钱，贵！”如何有效降低物流成本，罗儒廷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好是珠三角大批的订单，和人家拼车一起送上去。”

而在揭阳电商村学习的过程中，岑宇铿就发现，别人家的经验根本没法复制，“农产品与普通的服装等产品完全不一样，从政府引导到金融政策、基础设施，均需要大量的投入。”

农村电商人才的缺乏，基础设施尤其是路网的建设和网络的覆盖、物流运输的价格，都是摆在以塘头村为样本的所有贫困村面前的巨大障碍。而农产品在种养技术、保鲜手段、物流运输渠道建设，以及农产品的品牌化推广，都需要巨大投入，而这绝不是贫困村能独立解决的问题。

在清远连州粤北通电商公司负责人彭浩鑫认为，农产品不仅要遵循自己的价值体系，与电商对接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要做农产品电商，就要走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的道路。”彭浩鑫说，这不仅需要巨大投入，更要从政府到民间，都要统一认识，建立一个地区的共同平台来进行推广。

与此同时，是否“完全去中介化”，成为各地在推行电商扶贫的过程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在连州，农产品电商企业活跃，平台由企业运营，他们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彭浩鑫和连州电商协会秘书长吴丽霞都认为，他们通过以市场价向农民收购经过引导种植的农产品，一方面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农民无需自己进入销售领域，能有稳定的收入。

岑宇铿则不认同，他认为“电商的本质就是要去中介化。”他们在塘头村搞的“电商扶贫”示范，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让农民可以自己拿起手机来卖农特产品。

在塘头村，扶贫工作队则定期在村里开班培训，指导村民如何拍照传到后台、如何联系客服、接到订单怎么组织货源、怎么发货。村民们都参与到网店的日常运营当中，“干部和村民也细分有运营团队、后勤服务几个小组，定期开会”。

“没有客源，我们扶贫干部可以用3年时间去帮他们培养，再不行，我们还有大学生村官，或者回乡创业的大学生参股进来一起建立平台，最坏的打算也可以雇佣技术人员负责网络技术方面。”

E、95个村产生巨大电商效应

如今，罗儒廷、罗祝等塘头村的村民已经熟悉了网上销售农产品的流程，而三年来的“电商扶贫”，已经在湛江95个贫困村产生了巨大的“电商效应”。

为了在离开以后，还能让塘头村的电商正常运转，驻村干部们还帮助村民们成立了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由12户农户组成的合作社，已经能够带动88户贫困户。

而湛江扶贫网店的“创业史”，也被省扶贫办视为“广东电商扶贫样板工程”。

2015年5月至8月，岑宇铿受国务院全国贫困地区干部深圳培训基地邀请，先后为西藏、云南、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及广东汕尾七个省区的扶贫干部讲授电商扶贫。

在岑宇铿看来，电商扶贫实际上只是“互联网+农业”的一个探索，由国家层面推进才可以真正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的技术革命。

他认为，官方应尽快建立农业大数据库，不仅对农业企业开放，更要对普通农民开放。“比如气候的大数据、农产品价格的大数据、地域性的产品的对比、种子商出售种子的数据等等，大的电商平台都可以开放自己的数据库给农民。如果实在不行，那就由政府来购买这些数据，并对农民开放。”

“我认为，电商扶贫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如果能构建农业大数据系统，指导每一个地域的农民进行生产经营，就能让农民尽量达到旱涝保收。”

就在发稿前，岑宇铿给羊城晚报记者发来短信：“我们塘头村的农产品电商项目，已通过专家评审，成为省级专项资金扶持的重点项目。”